1973年，法国著名政治家和学者、法兰西学院院士阿兰·佩雷菲特以拿破仑名言为题，写下《当中国觉醒，世界将为之颤抖》一书，预言了中国在21世纪的伟大崛起，在西方引起巨大轰动，时至今日仍被认为是了解认识当代中国的经典著作。最近，《费加罗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佩雷菲特预言问世50年后，中国已经醒来，世界正为之颤抖》的文章。核心观点可以概括成一句话：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功无可否认，但中国的“专制”属性决定了其模式不可持续且不可复制。这篇文章的迷惑性很强，乍一看似乎是引经据典，站在佩雷菲特著作的肩头以史鉴今，但细读下来却不难发现只是以重新解读经典为噱头翻炒“中国崩溃论”，其中不少观点我们不敢苟同，谨在此作一探讨。佩雷菲特在《当中国觉醒》一书中以充满热情的态度观察中国这一“革命实验室”，以总体客观积极的笔触描述了中国社会巨变。当然，由于东西方巨大的文化和价值观差异，他对中国的发展难免有一些不能完全理解的地方，这是完全正常的。然而《费加罗报》的这篇文章却刻意篡改佩雷菲特原著基调，片面放大消极言论，在引述积极言论时则一律用“虽然...但是”的手法加工，试图误导读者形成“佩雷菲特对中国将因‘制度弊端’崩溃早已预事在先”的错误结论。比如，文章不得不转述佩书中对毛泽东时代中国成就的积极评价，称“毛泽东开辟的中国道路的成功是无可否认的，国家得到很好治理，民族团结，十九世纪的不平等条约被废除，战胜了饥饿，农业生产率得到改善，从核能到太空的技术发展取得骄人成绩，生产力进步快于人口增长，为中国后来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后，接着就说“但是，成功的代价是巨大的”，并称佩雷菲特估计“毛时代的受害者有5000万之多”，强调“这同某些当代历史学家估计的4500万到7200万人死亡相吻合”。我们且不论“5000万受害者”是否为佩原话、是否属实，只论“受害者”是否等于“死亡者”？文章作者的诡诈之处在于，貌似忠实地引用了佩的原话“5000万受害者”，但故意将其与另外一种更加耸人听闻且毫无事实根据的说法“4500万至7200万人死亡”进行对比，从而不着痕迹地偷换了概念，让读者误以为佩所说的“受害者”就是“死亡者”。而佩是一名德高望重的学者、院士，他所说的事实和数据当然更可信。因此，作者通过这种偷梁换柱的手法，成功地“坐实”了毛泽东时代曾“迫害”致死5000万人的惊天谎言。然而，任何具备逻辑思维能力的人只要稍作一点历史研究便能看出文章作者观点之荒谬。1900年中国人口大约有4亿，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是5.42亿，50年间只增加了1.42亿人。这是因为在此期间发生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在历时14年的抗日战争中伤亡3500万人，其中死亡2100万人。也就是说，战争造成的巨大伤亡导致中国人口在50年间只增加了1.42亿。1980年，中国人口增加到9.87亿。这意味着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也就是毛泽东时代的30年间，中国人口增加了4.45亿。如果按文章作者的说法，“毛的统治造成5000万人死亡”，那怎么可能发生相较于抗战时期“更多的死亡人数”，在更短的时期（30年比50年）人口反而增加更多（4.45亿比1.42亿）的情况呢？按理说，非正常死亡人数越多导致人口增速越低才对呀！更何况还是在更短时间内。我们之所以花费那么多笔墨对这个问题进行详细分析，是因为长期以来，西方某些反华势力为了抹黑新中国、污蔑中国共产党、妖魔化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假借历史研究之名，编造了许多谎言、谣言。他们当年所做的和他们今天编造中国政府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的“世纪谎言”如出一辙，同样荒谬和无耻。文章虽然引用大量事实和数据描述了中国巨大发展成就，但其得出的结论却总是相反。比如，文章声称“中国将意识形态置于增长之上，将共产党权力置于创新之上，将组建专制集团置于有利于其崛起的全球化之上”。如果中国真如其所说的那样，她怎么可能发展壮大到今天的地步？再比如，文章声称“不民主”的中国在海外推广其模式时遇到抵抗，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在海外掠夺资产引发反弹，造成斯里兰卡国家混乱。这些都是真的吗？我们在这儿可以提供几组简单的数据。关于增长，这篇文章中就有不少论述，比如“1978年至2019年期间年均增长达9.7%；自1975年以来在世界GDP中所占比重由3%上升到18%，人均财富从500美元上升到1.8万美元；使8亿中国人摆脱了极端贫困；从自给自足的农业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主要出口国，积累了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关于创新活力，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报告，2022年中国创新能力综合排名全球第11位，较2012年跃升23位。关于所谓中国造成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国际债务中来自多边金融机构以及西方商业债权人的比重超过80%，发展中国家主要债主是西方而非中国。关于所谓共建“一带一路”遇阻，2022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规模同比增长19.4%，中国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增长7.7%，沿线国家对华实际投资同比增长17.2%。事实究竟如何？数据一目了然，真相不辩自明。这篇文章说，中国近代以来的统治者，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再到毛泽东、邓小平和现在的习近平，脑子里都有一个固有的观念，即中国只能用专制体制来统治。错！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把为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权利作为己任。正是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蒋介石独裁政权践踏和剥夺了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就在延安革命根据地探索人民民主形式，新中国成立后又为探索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付出了艰辛努力。我们认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诉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西方国家喜欢居高临下地贬低、蔑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斥之为“威权”统治或“专制”，诬称中国人民没有民主权利。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通过依法选举，让人民的代表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很重要，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让人民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也很重要。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虚伪的、形式主义的。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中国共产党在解决这些重要的问题上都取得了决定性进展，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使人民能够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全过程。我们称之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决定性作用。中国共产党搞社会主义搞了70多年，把一个极端贫穷落后、在世界各国垫底的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难道不能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吗？佩雷菲特《当中国觉醒，世界将为之颤抖》一书之所以成为介绍中国的经典、能够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该书写就于冷战时期，但却跨越了东西阵营的意识形态鸿沟。尽管存在许多分歧，但佩雷菲特始终坚持以开放的视角观察中国，以包容、尊重的态度理解差异，始终主张发展合作。二是佩雷菲特对中国的研究建立在大量的实地调研基础上。他亲身参与了中法政治、文化、历史各领域交流合作，1971年到1999年间18次访华。《当中国觉醒》一书是他走访中国6个省、三次会见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成果。三是佩雷菲特在谈论中国时，一方面重视挖掘史料，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结合，一方面非常重视中国人自己的看法，通过同大量普通中国人交流得出结论，善于换位思考而不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不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事。反观今天一些所谓的“汉学家”，带着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偏见，用着经过美国精细加工的二手、三手材料，以有罪推定的手法研究中国，得出的结论肯定是偏离事实，甚至缺乏常识的。当然，大部分法国学者是严谨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近年来，中法间的人员往来和各层级交往受新冠疫情的客观影响而大幅减少。随着疫情形势好转，我们期待更多的法国学者到中国访问，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中国，用自己的耳朵去听中国，用自己的智慧作出对中国的判断。我们期待法国能走出更多“佩雷菲特”，帮助世界了解真正的中国，架起东西方间合作的纽带、和平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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